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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托育破解年轻人“带娃难”
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是不少年轻家庭的“急难愁盼”。双职工家庭、老人不能帮忙、保姆费用昂贵，这时，谁来帮助带娃？如何满足年轻父母的托育“刚需”？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解决年轻人托育难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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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和中青校媒记者在最新一期《青年茶座》节目中，实地“探班”北京、江苏、内蒙古等地的托育园，看各地为解决“带娃难”出了哪些“新招”“实招”。
生娃之后，岳连香开始全职带娃，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两个月。
今年年初，岳连香惊喜地发现，她居住的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里开了一家托育园。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她和孩子爸爸商量决定，把1岁两个月的宝宝送到这家“开在家门口的托育园”，她能够重返职场。
岳连香带娃的经历，是无数有着托育“刚需”的年轻宝爸宝妈的真实写照。
今年6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在2024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介绍了一组数据：我国现有近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中青在线推出《青年茶座》节目，采访年轻宝爸宝妈对0-3岁孩子托育的期盼，“探班”北京、江苏、内蒙古等地的托育园，并采访专家解读《若干措施》中释放的重磅信息。
送孩子去托育园，还是全职在家带娃
生娃前，岳连香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业务过硬，客户信任，她颇有职业成就感。孩子出生后，“谁来带娃”的苦恼随之而来。家里老人因身体原因，不便帮助带娃。经多方权衡，岳连香选择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带孩子的日子很琐碎，也很幸福，但我偶尔还是会想起自己工作时的状态。”岳连香说。
今年，90后北京宝妈魏玉霞的宝宝开始上幼儿园，她笑称，自己“挺”过了孩子3岁以前“带娃难”的时光。
和很多年轻父母一样，魏玉霞和丈夫的工作很忙，“我们当时在家附近没有找到合适的托育机构”。没办法，魏玉霞只能拜托母亲从家乡陕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帮自己解决带娃难题。母亲的到来缓解了魏玉霞的燃眉之急，但家里地方不大，更加拥挤起来。
孩子1岁半的时候，江苏宝爸左沛雷把宝宝送到太科城(新安)立宝托育中心。左沛雷说，从送娃入托的这一天开始，他和妻子终于从带娃焦虑中“解放”出来。
去托育园之前，娃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左沛雷坦言，自己和妻子“好多工作都做不了，至少得有一个人全身心地放在孩子身上”。带孩子成了这个家的头等大事。
请保姆费用高、老人腿脚不便，夫妻俩把目光“投”向托育园。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左沛雷发现，很多托育机构不招收小月龄的宝宝，他感叹，“为两岁以下的宝宝找到一个合适的托育园太不容易了”。
提及选择托育机构要考虑哪些因素时，90后内蒙古宝妈白桦直言，托育园的照护水平及服务质量是首要因素，其次是价格。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结合多年调查研究指出，家庭送托意愿不强主要源于托育园价格高昂、距离较远及托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多重因素。“特别是价格问题”，史毅提到，如果托育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甚至接近或超过女性职业收入，会使得一些女性宁愿放弃工作，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史毅表示，应把托育价格降下来，按照普惠托育服务政策设计的初衷，有效减轻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就业方面的负担。
普惠托育支持政策为宝爸宝妈解“心结”
在史毅看来，2024年是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之年。
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针对解决年轻人“带娃难”，《决定》提出，“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出，下一步我国努力实现“十四五”期末千人口托位数4.5个的目标任务。
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首个国家层面托育服务价格政策文件出台。
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若干措施》，被视作从国家层面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磅文件。
一系列国家顶层设计政策的出台，为解锁年轻人“带娃难”给出更加明确的解题思路和可操作路径。
在史毅看来，《若干措施》是未来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南”，将切实解决年轻父母们遇到的托育难题。
《若干措施》公布后，史毅了解到不少年轻人对于托育政策有了更多期待。他说，现在的年轻父母期望更便捷、更高质量、更多托位、更加灵活的普惠托育服务。
“价格高”是不少年轻父母选择托育机构时难以跨越的一道“槛”。这也是国家层面一直着力解决的重点。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强调“家庭为主，托育补充”以及“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原则。而此次《若干措施》中提出“着力增加公建托位供给，提高公建托位占比”，这意味着托育服务从原来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向以公办的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转变。这一变化，释放了国家越来越重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信号。
史毅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若干措施》中提出降低托育服务的价格，意在让年轻父母对孩子托育“送得起”。
史毅表示，有效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大政府和财政投入力度，通过多种补贴形式降低价格。他强调，“降低价格并非意味着降低托育服务质量，而是在确保并提升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价格结构”。
今年，财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助力普惠托育事业发展。内蒙古通辽市、河南洛阳市、云南大理州、新疆伊犁州等15个地区入选。
除此之外，《若干措施》还回答了如何增加托育供给的问题。史毅之前去各地调研时常会被问到：现在托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许多地区的托位使用率却并未随之提升，还要不要再继续建托育机构？如果要再建的话，建多少？怎么建？在史毅看来，《若干措施》中提出要“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解答了基层的这些疑问。
“这意味着未来将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按照实际需求进行供给规划。”史毅解释说，今后应充分整合利用已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妇幼保健医院及医疗机构、社区公共空间等资源，建设更加灵活、更能满足年轻父母不同需求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不负所“托”，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一系列政策连续出台，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成为高频词，释放出强劲信号。这让和岳连香一样的年轻父母对建成高质量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愿景充满期盼。
回想自己为孩子挑选托育机构的过程，岳连香感受颇深。她说，现在不少托育园，教师流动率大，专业性不强，家长很难放心把这么小的孩子送托。她更加期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从制度上完善托育人才队伍建设。
0-3岁婴幼儿被看作是社会中“最柔软群体”。史毅认为，构建高质量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发力，给“最柔软群体”以坚实的守护。
如今，针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不同需求，全国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有的放矢的探索。
为了帮助年轻父母实现“带娃、上班两不误”的“理想态”，江苏无锡将托育园开到了办公楼门口。江苏无锡太科城(新安)立宝托育中心负责人丁杰记得，托育园刚“亮相”太科城产业园时，在园内上班的年轻职工纷纷前来“围观”，并主动“带娃体验”。“我们现在照护的年龄最小的孩子只有6个月大，妈妈几乎是出了产假就把孩子送来了。”丁杰说。
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小小椿芽托育园，附近的家长们实现了“家门口寄娃”，享受到高质量的托育服务。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牛琳娜分享了发生在托育园里的一件趣事，“刚开园时，一些孩子的爷爷奶奶担心托育园里的老师带不好娃，常常背着宝爸宝妈们来‘抢孩子’。但隔了几周后，看到孩子们被带得很好，有了成长变化，他们放心了，主动把孩子送到托育园里来”。
牛琳娜关注到，一些各具形态的托育新模式正不断涌现出来。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香炉营社区的居民自发成立了香·未来共享妈妈互助成长驿站，针对小区周末、假期及临时无法照料孩子的家庭，打造共享妈妈互助托管班，实现“互助带娃”；北京、广东、浙江等地在试点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居民养老、托育两大难题，帮助“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缓解后顾之忧。
山东烟台办的家庭托育点令史毅津津乐道。他前去调研时，附近不少家长为这种“楼上楼下”的托育服务点赞。
山东济宁在企业开办托育班，黑龙江发展起家庭托育点，上海形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这些探索让宝爸宝妈的带娃“心结”逐渐解开。
看到全国各地蓬勃展开的托育服务创新实践，岳连香深受触动，她感到从国家政策层面到各地都在努力解决“带娃难”，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给年轻父母更多助力，这让她感到更有信心、更踏实了。
“我希望社会各方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专业、高效的托育体系，让爱与关怀伴随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岳连香说出了年轻父母的共同心声。
(中青校媒记者贾世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温维娜 朱仪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