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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4.12.9总第116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从河北邯郸出发，向南再向西行驶50多公里，就到了峰峰矿区。过去的几十年，它一直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上百年间，更是盛产“黑金”的北方“煤城”。但如果你有耐心，愿意顺着历史继续向前，会看到古赵邯郸重要的区域中心，它站在太行山滏口陉的东口，处在山西进出华北大平原的要隘之上。

　　当年，曹操到山西讨伐高干得胜归来，便是从这里返回邺城——“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到了北魏末年，高欢经营邺城，奠定了东魏、北齐两个朝代的基业，滏口是邺城的门户，又是晋阳至邺城的交通要冲，权臣和皇室贵族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滏口陉正是必经之路。他们在这里整修道路，修建行宫。东魏武定末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人在鼓山之腰，开凿石窟，雕刻佛像，中国艺术史上一部分最精致的佛教造像就此诞生。

　　出峰峰城不远，便是响堂山石窟了。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15公里。之所以称为“响堂山”，据说是因在石窟幽深的洞中，人们击掌、甩袖等动作都能发出洪亮的回声。南北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汉族或非汉族的佛教僧侣，外族商人，乐伎以及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宗教、商业乃至政治舞台。不同文明、文化彼此影响而后交融，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样式。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响堂山石窟留下了与众不同的一笔，是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与云冈、龙门并称中国三大皇家石窟。

　　北齐享国28年却历经6帝，在那个南北对峙、纷乱动荡的年代，这个位于北齐都城邺城边的石窟，给予身处乱世的人们精神上的抚慰，它也因为吸收了源于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和凿刻成就，被今天的学界称为“北齐造像模式”。

　　建窟之谜

　　抵达响堂山石窟是一个雨天，石窟内光线微弱，佛像却因此更显沉静。这个阴雨的工作日，仍然有不少游客和石窟爱好者来参观，甚至需要分批次轮流进入洞内。40年前，18岁高中刚毕业的赵立春进入当地文物保管所到石窟工作时，这座曾经辉煌的皇家石窟还是满目疮痍，几近埋没在山野。

　　那时，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学起步不久，极度缺乏专业石窟寺考古工作者。今天已是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的赵立春回忆：“那时候文物保管所有几位老同志在看管石窟，基本上谈不上研究。”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知名学者马世长带研究生到响堂山研究，赵立春每天跟在他们身后，拿着尺子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工具，绕着响堂山石窟雕像测量、记录。马世长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愿意学习，同年，引荐赵立春参加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这批学员被称为石窟寺考古界的“黄埔一期”。

　　培训一结束，赵立春迫不及待地赶回峰峰，他自称那时为“觉醒年代”，“原来守着千年瑰宝却不自知”。当他再看向响堂山石窟，一幅历经千年的“画卷”展开了。

　　公元5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洛阳阊阖门上最后一次颁布了皇帝诏书，刚经历过北魏分崩离析的东魏孝静帝被权臣高欢挟持，下令迁都邺城。没给人们任何时间准备，城中官民接到诏令后必须立即收拾行装启程。迁都十七年后，公元550年高欢的次子高洋废掉了孝静帝，建立北齐。同一年，鼓山西向的半山腰处，响起了穿云裂石的斧凿声。

　　如今，根据山下常乐寺立于1159年的石碑内容，北响堂石窟始建于北齐开国的文宣皇帝年间(550—559)，可惜本应该记录石窟开凿过程和窟主身份的题记，没有保存下来。在北响堂石窟洞窟入口附近有一些大型石碑的残迹，学者们推测上面很可能曾经刻有这些信息，但同样也被毁去。因此，与另外两座皇家石窟云冈和龙门不同，响堂山石窟的功能性质、建造目的和供养人归属等问题一直是历史谜题。

　　关于这个谜，《资治通鉴》曾有记载：“(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高洋称帝后，追尊已去世的父亲高欢为高祖献武皇帝，他怕父亲的灵柩在战乱中遭到损毁，开凿石窟并将灵柩藏在石壁中。然后又杀了所有建造石窟的工匠，从而隐藏了皇陵的秘密。可惜，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仅仅二十多年之后，北齐王朝灭亡。一个石窟修建者的儿子，顺着父亲生前的暗示找到了皇陵，并且盗走了里面的宝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队对石窟进行过勘察，无意中发现有几只鸽子飞到了北洞顶部的佛龛上，然后一转眼的工夫，鸽子就不见了，由此发现了一个佛龛背后的空洞。空空如也的洞穴既没有棺椁，也没有任何的陪葬品。这个小室的存在，与《资治通鉴》的记载似乎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尽管《资治通鉴》所记，极具传奇色彩，但因为符合曹魏以来“秘藏”的风俗，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北洞为高欢虚冢的说法被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

　　然而，仔细思考“崖墓说”却又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少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唐仲明就曾撰文说，《资治通鉴》高欢葬于鼓山石窟之说为孤证。例如，二十四史之《北史》只记高欢“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而且既然齐亡之后，石匠之子就剖石取金而逃，说明这个秘藏已经不再是秘藏了。但后世之人，仍然没有把石窟与高欢陵墓联系在一起。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高齐神武皇帝陵，在(滏阳)县南三里”。相比之下，《资治通鉴》成书在宋代，时代更晚，记载又过于传奇，不知其所据为何。

　　从时间和工程技术难度的角度看，北洞为高欢陵墓也不大可能。根据正史记载，高欢在547年玉璧之战后忧愤而亡，从去世到下葬，中间仅隔八个月。在一年内为高欢下葬而开凿如此巨大的石窟，显然不可能完成。赵立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内专门针对石窟寺的开凿做过研究估算，以一千五百年前的技术手段，开凿一座与北响堂大佛洞差不多体量的大型洞窟，最少需要五年，这五年还不能兵荒马乱，必须是太平盛世，这在高欢去世战争频发的东魏末期，不可能实现。

　　何况，大佛洞中心柱南侧顶部的洞穴面积非常有限，长3.43米、宽1.28米，这样狭小的空间，即便只放一具单棺也相当局促，难以想象以高欢献武王的身份，用如此低规模葬具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在石窟中心柱一侧的狭小空间内，将一具单棺平地举升至十多米高度，再横向放入小室，难度也相当之高。

　　1978年，距离响堂山石窟约50公里的磁县曾发掘茹茹公主墓，茹茹公主是高欢的儿媳，在其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除了说明茹茹公主的生平外，还记录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指明茹茹公主葬在高欢陵营以内。随后，考古队员们果然在公主墓西南方向300米的位置，发现了依然高大的一座“封土”。虽然这座大墓至今尚未发掘，但赵立春认为，这很可能是真正的齐献武王高欢墓。

　　从18岁进入考古学科40年，如今赵立春忍不住感慨：“考古学是研究的基础，但也有一定局限性，以往，我们习惯以文献为依据，或是去印证文献，假如文献记载有误呢？用这有误的文献来印证实物，就会产生误读。”

　　可是，如果响堂山石窟不是为高欢墓葬而建，那它为什么而建？公元6世纪，整整40万官民匆匆搬迁到邺城又征战连年后，为什么要修建这样大体量的公共建筑？

　　石窟之美

　　不仅建窟原因成谜，响堂山石窟的装饰纹样、洞窟形式、造像样式都有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奇特之处，甚至每每研究到此就“卡住”。以云冈石窟为滥觞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是普倡佛法的北魏孝文帝早期的产物，随着北魏迁都洛阳，龙门石窟继承并发展了云冈的艺术特征，再由高欢将东魏迁都邺城，按理说，响堂山石窟应该承接云冈和龙门艺术传统并继续发扬光大。可是，它却展现出与前两者都不尽相同的个性。

　　云冈石窟早期开凿的石窟，有个典型的洞窟形式——中心方柱，四面开佛龛。无论云冈还是龙门，所有早期洞窟中的大小造像均琳琅满目，布满石窟。但响堂山石窟具有颇多留白，有些洞窟是三面开佛龛，有些只有单面，一些墙壁并无雕刻，而是空在了那里。例如北响堂最重要的大佛洞，中心方柱就只有三面开龛。石窟内的主角是高3.5米的大佛，大佛结跏趺坐(亦称“金刚坐”)于帷幕帐形龛内，身着双肩式袈裟，衣纹疏宕，均向腹部平缓中垂。大佛体态圆阔，面容丰满，高鼻长目，面带微笑，这种浑圆敦实的体态造像与北魏时期“褒衣博带、瘦骨清像”的风格大为不同，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厚重有力之感。

　　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北朝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李利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秀骨清像”是典型南朝汉人所推崇的风度，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响堂山石窟明显进行了改革，人物体貌不再刻意汉化，在衣纹的表现上，可以看到“曹衣出水”的神韵，这是受当时绘画风格明显带有异域色彩的画家曹仲达画风的影响。“曹衣出水”这种薄衣贴体、襞褶稠叠、如出水中的西域样式，在4世纪前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向内地传播。

　　响堂山石窟中的菩萨造像开始展现出女性的美感，更具真实的质感。例如大佛洞左壁主尊的左胁侍菩萨，尽管头部已被盗凿，但依然能看出身躯造型之美——右腿直立、左腿微曲、胯部向一侧挺出，腹部微隆，臀部至腰部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仪态与印度女神像“三曲法”的动态颇为相似，而不是北魏之前传统僵直瘦削的风格，这种特点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的造像，开启了唐代造像“浓艳丰满，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自汉代佛教的石窟寺艺术传入中国，经历了北凉、北魏、东魏几期之后，明明已经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外来艺术风格逐渐减弱，却在响堂山这里转了弯。“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经历了大幅度汉化，后来也许因为高欢、高洋经历过中原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导致的征战和分裂，他们更加开明地接受外来思想，响堂山石窟出现明显的‘复古’。”李利元说，他们“复古”了汉化之前早期的印度石窟寺艺术风格。

　　在西天梵境古印度，佛教初兴时并没有塑造供信徒礼拜的偶像，而是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为向已涅槃的佛陀礼拜的对象，塔即其中之一。早期印度佛教建筑的基本造型是一个大圆馒头一般的塔体，塔顶中心竖立带相轮的刹，因为塔体像一个覆扣的圜底钵，故习称覆钵形塔，这是后世佛塔的前身，因此，覆钵形塔的图像常出现在佛教雕像中，逐渐演变成塔形龛。这种保有佛教最初礼拜象征意义符号的形制，虽然在中国石窟雕刻中有所传承，但从未像响堂山这般登峰造极。

　　响堂山北洞主室周壁，浮雕了十六个塔形龛，塔顶的覆钵上升起三叉刹柱，柱头装饰火焰宝珠，覆钵前用三个火焰宝珠替代了通常的山花蕉叶，更显华贵，塔身部分开一圆楣圆拱龛，楣下吊帐形纹，装饰繁复精美，且规模盛大——高近9米，宽3.5米。响堂山石窟群中还有六座石窟为塔形窟——北响堂北洞、中洞、南洞，南响堂第三、第七窟，水浴寺西窟。响堂山北朝晚期的大型洞窟一共才有十一个，塔形窟占比过半，可见当时的政权对覆钵形塔极度崇拜。

　　并非高欢之墓，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五六百年之后，在石窟和佛塔已经完成了“汉化”的中原腹地突然出现外来特征如此明显的石窟，响堂山石窟究竟隐藏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几年前，赵立春抛开了自己曾写过的响堂山石窟可能为“虚葬”的论文，甚至跳出了考古学，从艺术史、社会史、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综合去看这座自己守了近40年的石窟。今年，他有了新的发现。就像当年他从北大刚回峰峰时一样，石窟为他展开了一段埋藏千年的往事。

　　一段北齐旧梦

　　那年迁都，40万民众在初冬的萧瑟中匆忙上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洛阳城。就在这次迁都之前不久，他们的精神寄托、南北朝时期的天下第一塔——永宁寺塔被烧毁了，北魏随之一起覆灭。精神无依，肉身流离，可以想象这40万人迁至陌生的邺城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北魏晚期，除少数人信奉道教，佛教信仰几乎覆盖了自上至下整个社会阶层，东魏的实际掌权者高欢深知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可以替代永宁寺塔的精神寄托。

　　要安置这么多人口，曹操营造的邺城显然不够。赵立春在当地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民俗学调查，发现响堂山脚下有村子叫“胡村”，当地还有不少安姓、康姓的家族，这两个姓氏正是胡人汉化后的简化姓氏。就在距离响堂山不远的武安市，还有村子名为“洛阳里”。在赵立春看来，这正是北魏的游牧民族一路从平城迁到洛阳又从洛阳迁都邺城后，大部分人安家在响堂山附近的证据——在北齐初建、平定了战乱的数年时间里，皇家选定鼓山山腰、滏阳河源头，主持开凿石窟。

　　响堂山石窟的建造目的、功用与龙门和云冈完全不同。北魏早期，第一任“沙门统”高僧法果提出“帝即当今如来”的主张，拜天子就是拜佛，使得佛教造像出现了佛与帝王的合身像，由此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龙门石窟也受到了云冈的影响。“云冈石窟是僧侣为皇权所建，但响堂山石窟是皇权为信众而建，北齐皇权要打造的是一个佛经中记载的佛国世界，作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和期盼。”赵立春说。所以龙门和云冈石窟中有经变故事，有佛传故事内容，但响堂山没有，因为响堂山石窟参考的蓝本绝非“中原风格”，而是石窟造像的起源地古印度，这就揭开了响堂山石窟“复古”且与另外两个皇家石窟风格迥异之谜。

　　这似乎也能为刻经洞的出现提供一定的解释——在响堂山最具代表性的大佛洞南侧，洞内石壁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数万文字，这是目前全国已发现的石窟中唯一一座满壁文字的洞窟。这些字有的大如斗状，有的小如铜钱，总计5万余字，据北响堂刻经洞外壁的《唐邕写经碑》记载，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历时5年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佛说孛经》《胜鬘经》，因其首创石壁刻经，故被称为“中国刻经第一人”，响堂山石窟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从此，这种石壁刻经的做法流传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等地，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刻经文化体系。

　　根据佛教哲学，时间和空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结合在一起，三世的概念在佛教中非常重要，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相续流转。赵立春认为，北响堂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洞窟——北齐皇室开凿的北洞(大佛洞)、中洞(释迦洞)、南洞(刻经洞)，正对应了“三世概念”。佛国世界当然要有佛经，但释迦牟尼出生前和他开悟传教的时代都没有文字，口口相授，文字出现在他涅槃后，因此北洞、中洞一个文字都没有，文字集中在南洞。

　　至于曾经被怀疑为高欢墓穴的大佛洞中心柱顶小室，也有了更合理的解释。一般而言，窟内中心柱就是佛塔的象征，印度塔庙窟中的佛塔，中亚和新疆地区发掘出土的早期佛殿和中心柱窟，都清晰展现过中心柱的功能。何况，大佛洞洞窟外立面上有浮雕覆钵佛塔，再加上主室四壁的塔形列龛，都在一步步强化佛塔的意向。既然整个石窟由外到内，都是佛塔的象征，那么，中心柱顶部的小室，更可能是佛塔顶部的天宫，其功能则是存放舍利这类的佛教信物。洞内一个曾被认为是水井的构造，则很有可能是地宫。

　　类似的结构新疆克孜尔石窟也有，且它的石窟平面和空间都与响堂山石窟相像。作为中国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克孜尔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了300年，壁画带有鲜明的异域风情。如果都是直接以古印度石窟为蓝本，那么响堂山石窟绕过了佛教传播路径中的敦煌、平城、洛阳……直接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对话，就很说得通了。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曾写道：“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受印度影响最重者。”

　　可惜北齐存续的时间只有28年，石窟凿成，国家覆亡。580年，北周权臣杨坚平定邺城叛乱后，下令毁掉邺城宫室，将当地百姓南迁。既然又要迁徙，不少人选择回到洛阳老家，其中就有不少参与过修建石窟的工匠，他们把“北齐造像模式”带回洛阳，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中晚期造像，开启了隋唐的写实与浪漫之风。

　　漂泊百年 魂归故里

　　如今，昔日帝王的行宫早已荡然无存，凿在岩壁上的一座座佛龛雕像却保留了下来，行走其中，除了震撼，还有惋惜。石窟中大多数独立的造像已被盗凿，浮雕被人切割窃取，留存下的石像也几乎没有头部和手部。人们只能透过这些残损的遗迹，去想象其开凿之初的壮观和绚烂。

　　这些破坏，当然有千年以来自然的侵蚀，更多却是人为。577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推行禁佛令，响堂山石窟遭到第一次严重破坏。此后一千多年的动荡和战乱对石窟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耗损，但真正的浩劫发生在近代，经卢芹斋等文物贩子之手，包括响堂山在内的不少石窟艺术品，辗转于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山脚下的常乐寺金代三世佛殿遗址前，所有佛像的头部都已佚失流散，只剩身躯不动如山，接受千年后的日晒雨淋、礼拜观瞻。

　　大约从十几年前开始，峰峰矿区委托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响堂山石窟海外文物的数据收集和扫描工作。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高级顾问蒋人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于2004年启动了“佛教石窟项目”，集中研究河北响堂山石窟。在这个过程中，项目工作组收集了石窟及造像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信息，并利用最新三维成像技术对流于海外的北响堂山造像进行了大量的数字记录和存档。2010—2012年，响堂山石窟数字化复原和研究成果在美国五所博物馆巡展，产生了相当大影响。

　　然而，文物“回家”的路并不容易，很多海外华人学者为了收集文物信息，奔波各地。“如果文物被收藏在博物馆还好一些，至少有公开信息。如果在私人藏家手中就非常困难，人家不愿意提供信息也很正常，毕竟涉及个人隐私。”李利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文物收藏单位或个人愿意提供文物信息，与持有人沟通、合作，再携带设备逐一扫描、比对，都是难以想象的复杂而烦琐的艰巨工程。

　　目前，经过国内外学者们的协同调研，已经摸排到148件散落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手中的响堂山石窟物件信息。通过使用石刻和洞窟的三维数字模型，学者们发现多数流散至海外的响堂山石窟造像来自北响堂山南洞，并确认了它们在石窟中的具体位置。三维数据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证明这些石刻造像被凿去的方式，包括凿痕和断裂的角度，三维图像则证实了许多南洞造像残块的断裂轮廓和南洞石壁上的残迹完全符合。

　　2019年开始，赵立春带领响堂山石窟研究院陆续与芝加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熠腾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外机构跨区域合作启动“数字响堂”项目。2021年，由赵立春担任总策展人的响堂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昔日回响——响堂山石窟数字复原展”“从中亚到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等一系列展览对观众开放。被损毁的刻经洞经过三维数字化获取、建模和处理，实现了数字复原。还有六件百余年前流失海外的造像，借助虚拟数字化建模技术，通过3D打印1:1复原，“回家了”。数字展示中心落成那一天，在响堂山工作多年的研究院工作人员，看到借助3D打印得以再现的造像，忍不住落泪了。

　　利用3D数据实现文物复原同样不容易。赵立春介绍说，按照3D打印的高分子材料固化成型后，笔触比较柔和，而要想真正还原石刻的原貌，他们需要在3D打印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依照古法用矿物颜料、现代画材为其进行色彩还原。就这样，历时3个月时间，经过多次推敲和反复修改，六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造像和造像残件成功完成打印，在国内首次与观众见面。未来，响堂山石窟研究院计划完成17件流失海外文物的3D打印，还有全部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和复原。

　　2023年，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教授贾濯非的团队也加入了“数字响堂”项目，从2020年开始，他已经和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一起开启了“海外流散中国文物数字工程”。贾濯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的团队会对文物进行3D全信息数据扫描并建立数字模型，然后进行数字模拟修复并进行多媒体影视制作，最后还可以结合传统雕塑的造型方法，对文物进行逆向仿真实体重建。很多人说这是“文物数字回归”，但贾濯非认为称作“离散文物数字化超时空重构复原”更准确，这可能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却是现行条件下较好的选择，能让公众对当时的文化艺术和历史有更完整的认识，并为与此相关的文化艺术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可能。

　　以往，因为北齐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属于小众，造像被盗凿又比较严重，响堂山石窟的名气远远匹配不上它的价值。近些年，随着使用裸眼3D技术、打造洞窟全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和峰峰地区在石窟寺学术研究、展示利用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取得进展，响堂山石窟一下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宠儿。邯郸市博物馆里的“网红”——“邯郸微笑”佛头就出自响堂山石窟。

　　峰峰矿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响堂山石窟的外地游客占比已从10%提升至75%，年轻客源占比由20%提高到60%，实现了从“本地客”到“外地客”、从“单一游”到“文化游”、从“中老年”到“年轻态”的蝶变。

　　蜂拥而至的游客给文物保护带来了压力。最近，赵立春正在呼吁为响堂山石窟建立更科学的游客管理办法，例如测算每日最高承载量，例如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手段以年为单位检测石窟的细微变化，随后根据变化调整管理和保护措施。新的技术可以让流散百年的文物“复原”“合璧”，同样可以为古迹的延续带来助力。

　　这里的浮雕和造像见证过历史的残酷与苍凉，也目睹了文化融合的文明之光，赵立春总说它们不仅属于我们，只有把它们完好地交给后人，才对得起石窟。毕竟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千年里，唯有石头顽然不动，它们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汹涌而过，敷金彩绘会剥落，帝王将相终成尘烟，唯有它们，看北朝人，也看着你我。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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