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就中蒙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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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卫生巾、羽绒服等产品质量问题连上热搜。现代人在对不良商家深恶痛绝的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古代，以为古代什么都是天然的、优质的。其实无良商家自古就有，他们不仅心黑，还胆大。不过，在古代造假代价极高，轻则屁股开花，重则倾家荡产，小命呜呼。

　　先秦至汉

　　物勒工名 永不掉线的监控摄像头

　　生活在先秦时期的先民们就已有产品质量的意识。《周礼·司市》中就曾提出“害者使亡”“禁伪而除诈”，意思是要清除市场上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的货物，同时监管部门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即禁止伪劣商品上市，打击欺诈交易行为。《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记载：“……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这里的“不中度”“不中数”就是指不符合标准。

　　造假者实在太可恶了，为此朝廷还专门制订颁布了“市刑”。对于那些玩弄花样欺诈百姓、出售违禁物品或伪劣商品的人，监管部门可以对他们进行罚款或没收货物等处罚。《周礼》对此也有记载，如“察其诈伪饰行卖慝者，而诛罚之”“凡财物犯禁者举之”。

　　至春秋战国时期，朝廷对产品的质量保障制度又有了新举措。据《吕氏春秋》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将制造产品的工匠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于检验产品质量，将责任归究到个人。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如今电器、螃蟹、燕窝等产品上“溯源码”的灵感就来源于此，而出土文物“齐国右伯君铜权”更是强有力地证明了“物勒工名”这一制度的存在。在齐国右伯君铜权的周身，铸有六个字：“右伯君，西里疸”。“右伯君”是主造官，“西里”是铸造铜权的地点，“疸”为工匠的名字。战国中期以后，除了要刻工匠的名字外，就连制造机构、官职名、工长名也要铭刻。

　　这一制度延续到秦汉以后，从最初的官营作坊走进了私营作坊，除了兵器、权衡器外，日常所用的陶器、丝织物等也开始实施。如在咸阳出土的陶器，鼎盖上就刻有陶文“咸亭完里丹器”，记录了工匠的姓名与地址。

　　到了汉代，物勒工名制度又进行了升级，于是“骨签”出现了。骨签主要是用于“供进之器”，相当于产品的“质量档案”，详细地记录着产品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生产官名、工名、强度、编号等。完全不放过任何一个生产细节，堪称是古代永不掉线的监控摄像头。

　　唐代

　　立法维权 宰相裴休收到假古董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唐代的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产品，一不小心还会闹出人命。因此，唐代将市场产品质量管理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规范下来。

　　对于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唐律疏议》中有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犯罪情节较轻的，没收货物，处以杖刑；情节严重的，直接按盗窃罪判。惩治了不法分子后，监管的官吏也逃不了要负连带责任：“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知情不禁，或是查而不觉的官吏与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者同罪。

　　现代人买到有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可以在七天内退货，唐代也有商品退换法令。依照《唐律疏议》，买方在购买商品后的三天内，若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可以找卖方退换；若卖方不退货，可以直接去官府起诉，由官方强令卖方退换。卖方耍完无赖以为没事了？不，还有四十鞭子等着他。

　　即使唐代的相关法律已近乎完善，但还是有人铤而走险，就连宰相裴休都上了当。不过裴休并不无辜，谁让他整天说自己有一大爱好是收集古董文物。当时裴休有个表亲在曲阜当县令，为了讨好他，就将一件当地农民挖出来的古代器物打包寄给了他。裴休拆开观赏后，认定这是春秋时期的器物，视若珍宝。每天下朝后，他都要把这个宝贝取出来，独自欣赏一会儿。家中来了客人，他也要吩咐仆人将宝贝拿出来给大家观赏。

　　一时间，裴休府中拥有一件春秋宝物成为京城里的热门话题，有一学子强烈要求上门一饱眼福。裴休觉得要求不高，可以满足，于是还多邀请了一些学子到府上宴饮。两杯美酒下肚后，裴休开始“人来疯”了：“来人哪，快把我那个春秋的盎取出来给大伙儿瞧瞧！”

　　学子们一边看一边赞美，正当裴休美滋滋的时候，中书舍人刘蜕却说这是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有点不高兴：“你这样判断有什么依据？”刘蜕答道：“葵丘聚会确确实实是齐桓公小白生前的事情，那时他还活着，不能以谥号相称，而这件器物上刻着‘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所以它是一件近代伪造的赝品。”裴休听完恍然大悟，赶紧命人把这个宝贝了许久的假货打碎，然后举起酒杯，一边夸刘蜕有才学，一边尴尬地跟众人笑着说：“来来来，喝酒喝酒。”

　　裴休的这段“黑历史”被记载于《太平广记》，假冒伪劣产品不仅伤人身体，伤人钱包，还伤人面子。

　　宋代

　　造假出现高峰期 全民清理“白日贼”

　　宋代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场的繁荣也让商品造假出现了高峰期。宋代的消费者恨不得组成一个“被坑者联盟”，开一场“假货吐槽大会”。

　　宋代的奸商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据宋代士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记录“如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如此之类，不胜其多”，还有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增加食物的重量……就连《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都说自己从不买市场上的“鹿肉”，因为“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老百姓们对此深恶痛绝，称卖假冒伪劣产品的奸商“白日贼”。

　　事实上，宋代也沿用了唐律的有关规定，但由于市场空前繁荣，管理的难度也成倍地加大。针对假冒伪劣产品漫天飞的现象，宋代朝廷不断下令进行整治。据《宋会要辑稿》载，宋太祖下诏：“民不得辄以纰练布帛鬻于市及涂粉入药，吏察捕之。”太宗下诏：“民所织布帛须及程式……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此外，朝廷还规定门关、津梁、道路管理机构都有权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宋史》载：“辇道商贩，讥察其冒伪违纵者。”

　　除了法律明令禁止外，宋代士人袁采还在《袁氏世范》中建议加大道德宣传：“大抵转贩经营，须先存心地，凡货物必真，必须敬惜。”宋人李元弼《作邑自箴》载：“凡作营运，务要长久取利……切不可货卖假伪物色……剥刻贫民。”

　　为了清理这些“白日贼”，宋代的商人们根据自己所经营商品组成了“行会”。行会的首领，通常被尊称为“行首”“行头”“行老”，他们主要负责评定物价以及监察行业内的不法行为。若是买家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以直接到行会进行投诉，行会可以对商家进行处罚。

　　即使如此，奸商依然没有悔过，就连自幼以读书过目不忘、聪明过人而著称的南宋文学家洪迈也难逃被骗。某天，洪迈出使金国归来，路过开封，于是就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谁知道还没到张家口，小麦就已经发霉发芽，没法吃了。洪迈仔细一看，发现是粮贩子在小麦中掺了水，但由于小麦吸水性强，他当时并没有发现，甚至觉得小麦还挺干燥。这次上当的经历让洪迈下定决心惩治不诚信的行为，他去绍兴担任知府时，严格核查，结果查出四万八千三百多诡户。

　　明清

　　法律更严格 纪晓岚上了一当又一当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对于打击制假、贩假的犯罪行为有了更加严格的法规。《大明法》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有一段时间，茶叶造假很是猖獗，茶商会在茶叶中掺入滑石粉和白蜡，于是《大明法》又规定：“制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俱问发附近，原系腹里卫所者，发边卫，各充军。店户窝顿一千斤以上，亦照例发遣。不及前数者，问罪照常发落。”对于在盐中掺入杂质的：“凡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你敢造假，我就敢杀。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关注市场产品质量，对建筑的质量也非常重视。他大概是史上最爱往工地上跑的皇帝了。明代文人祝枝山曾在《野记》里记载道，当初在修建南京城墙时，朱元璋不定期就往修建现场跑。更绝的是，他并不是巡视一番就算了，而是会仔细到每块砖的品质，甚至大手一挥：“把那块地方拆开给我检查一下！”若是发现了有偷工减料、不合程式的行为，朱元璋就会把负责这段工程的所有人抓起来斩了，还“筑筑者于垣中”，把人当成材料砌入城墙，实在太狠了。

　　清代的产品质量管理法律制度和明代基本上相同，然而著名的大才子纪晓岚还是成了市场上的“大冤种”。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曾记录过自己被坑的经历。

　　某天纪晓岚在一个小店买了蜡烛，回去后，点了半天都点不着。他心想：“不会上当了吧？”于是拆开检查，发现蜡烛里面全是泥巴，仅仅是在蜡烛的外面裹了层羊脂。

　　还有一次，纪晓岚在京城闲逛，看上了明代制墨名家罗小华所制之墨。这个墨“漆匣黯敝，真旧物也”，放在一个旧盒子里，看上去还真的是古墨。纪晓岚心里很喜欢，就把墨买走了。回家后，一试才发现墨是泥巴做的！商家为了看上去逼真，还在表面涂上了白色的霉斑，冒充墨霜。可怜的纪晓岚只好叹息：“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

　　大概被坑骗也是会“传染”的，墨块用泥巴冒充也就算了，谁能想到烤鸭也能离谱到用泥巴做。那是一个悲伤的夜晚，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买了一只烤鸭，回家打开发现这鸭子的肉早已被吃完，只剩下鸭头、鸭脖、鸭脚以及完整的骨架。更离谱的是，卖鸭子的小贩将鸭骨架里填上了泥巴，外面糊上了纸，并且将纸染成了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在灯光的照射下，不仅逼真，还诱人。

　　虽然纪晓岚没有写这些不法分子的下场，但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在法律法规面前都不能存有侥幸心理。从古至今，产品的质量问题一直都在被人们所关注，而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我们要以史为鉴，诚信为本，坚决抵制造假、贩假的犯罪行为。

　　文并供图/金陵小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