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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振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八个字既概括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也明确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髓，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既有历史的纵深，还充分彰显了当今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经世致用。《周易》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曾经注释过这句话：“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道器不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理念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道和理无形无影，器和物有情有状，但是无形无影的道和理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通过一定的器物来表达和承载。我们经常说的文以载道、艺以载道、器以载道，实际上讲的都是道器不离的关系。体用关系是与此相关的另一对基本范畴，同样服从体用一源的合一逻辑。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道和体都是根本的东西，是须臾不能背离、经世而不能改的始终如一的根本道统，但是都必须通过现实的具体的器和用的方式来承载和彰显以致用。经世之所以能够经世，就在于是始终管用的真理，致用之所以能够致用，在于经世的是可大可久的真理。
文化是一个动词，文化的意义在于以文化人，通过言传身教、文化熏陶而传承一个民族的道统，生生不息、接续相传的民族生成史。文化中蕴含着可大可久的传统，构成了超越时空局限的道统一以贯之，而又不断衍生着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具体内容。《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色彩交织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性进行修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文和质，可谓一表一里，文质相称，相得益彰。质以文而显，文以质为本。正如孔子所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人，教化以文明。《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是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在历史中生成又在历史中不断传承的精神标识。
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没有中断过，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背离或者抛弃过我们的道统，这也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根脉。而这个道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经世致用。经世的东西也就是经义，这是一个大道。大道不能背离，所以君子之道是唯道是从。要明“体”实际上就是明道，这个“体”就是大本大源，《大学》开篇讲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明德实际上就是把本有的明德、本有的天理给彰显出来而内圣的过程，这样的明明德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修养，真正的明明德，它必然转化成亲民，最后止于至善。也就是说，知行必然是合一的，内圣的东西必然转化外王。所以“经世”的东西之所以能够经世，就在于它能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时偕行，能够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够为我们的存在提供文化智慧，而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道统的一个返本开新的过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我们的文化事业必然不能够脱离这个道统，而又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新的形态。
我们要赓续中华文脉，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也就是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空谈的学问，一再强调理论要来自于实践，理论要来自于人民，理论必须指导实践。所以说，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的空谈都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反对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宣示了这样的一种实践品格。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以，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充满青春活力，永葆它真理的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之道同样如此。这个体用贯通，就告诉大家理论和实践不能脱节、道理和现实不能分离，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马克思的真理在当代中国就成了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遵循。
这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八个字的内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把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和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在伟大的革命性实践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人民网理论选送；作品选登有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