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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鱼木寨门口的石凳上,摆满了从“一普”到“四普”的资料,文字从手写到打印,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名文物普查员正在进行数据核查,比对“四普”和以前记录的数据,补充和更新文物信息。
“大家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庆市酉阳县的文物普查员便迎来一场体能挑战。他们正在前往位于钟灵山山脊中部的钟灵山墓地进行实地调查。山体陡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普查队前行,步履维艰,但这对于文物普查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域广袤,几乎都分布于山野乡村。普查员在山林中穿越,踏勘着一处处文物。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日前,记者跟随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走进湖北省和重庆市,探索文物普查的成果和亮点。
文物普查,不只和普查员有关
文物普查员的工作大致分为外业、内业两个部分。外业工作有拍照测量、核对记录、绘制草图、无人机拍摄、RTK(一种定位测绘设备——记者注)打点定位等;内业工作是将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调整。“这是我们的‘小发明’。”根据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员对工具进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树枝遮挡,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够不到怎么办?将柴刀改装到可伸缩的拐杖上,使用时能加长,不使用时可拆开,方便收纳。激光测距仪无法测量房屋挑檐怎么办?在鱼竿顶上固定回形针,挂上卷尺,便可测出数据。
不只地上文物,三峡水库区消落区及水下文物测绘,也为“四普”提出了挑战。由于泥沙淤积、水下环境复杂等因素,仅靠传统的全站仪定点定位,很难得到这些文物的精准数据。重庆市万州区因地制宜,在普查实践中摸索出“底数资料结合数字测绘成果”“人工打点结合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外业调查结合内业录入”的“四个结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护中心的事,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将省、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统筹,组织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级普查办的工作的同时,指导并参与各地普查工作;注重进度和质量两手抓,不仅“上下互检”,还推出“东西互检”,即湖北东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进行交叉检查。
文物普查还和社会公众紧密相关。“咱们都多留意留意,发现文物线索一定要报告哈,拨打这个电话:61018872。文物普查队来了,我们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把这件大事办好!”在万州区的村庄里,总会响起这样一段广播,用群众能听得明白的语言,宣传文物普查工作。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文物普查实践时,注重口述史调查,文物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由于“三普”时设备的精准度不够高,有些定位偏差较大,甚至出现地图上是这个乡镇的点,其实在另一个乡镇的情况。忠县普查员周李和同事曾经根据“三普”地图,日行3万余步,寻找文物普查点,但没有找到。后来根据经纬度,结合村民的回忆录,才找到点位的精确位置。
“一普”到“四普”,精神代代传
文物普查工作开展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物普查员的坚守。利川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孙孺先后参加过“二普”“三普”,本次“四普”他再次参与其中,而他的父亲孙绘则是“一普”的亲历者。
从“一普”到“四普”,孙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时条件有限,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把伞,就是父亲的全部工具。”“二普”时,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对于数据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规范,工作队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不够,“利川离重庆很近,有时定位都到重庆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准确,精确度到厘米级,文物普查的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忠县普查员卢雪梅,工作30余年,曾参加“三普”。“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忠县文博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的年轻人缺少实地调查经验,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准确判断和真实掌握文物保护现状,切实提升专业水平。”
今年5月,“四普”进入实地普查阶段,卢雪梅主动请缨去一线。铁山寺无直达公路,需要攀爬近70度的崖壁。青石板阶梯布满青苔,湿滑无比,她手脚并用缓慢向上攀爬,耗时近1小时终于登顶,为了不耽误进度,来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工作。
前辈们的工作精神为青年一代文物普查队员树立了榜样。“你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一种情怀。”忠县普查员蔡劼是一名95后,文物普查的经历让她收获颇丰。“在普查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找不到‘三普’中记载的文物位置,我们要思考和寻找解决方法。同时,口述史的调查还让我学习如何与人沟通。”
高校学生也在普查中贡献力量。自7月初,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与长江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对高校学生开展培训,形成相对稳定的外业调查模式与内业整理方法,组建两组10人普查队伍参与文物普查。
大三学生梁灿儿从9月开始参加普查,主要负责“四普”移动端App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采集和记录。她觉得,参与文物普查帮助她增加了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认识。
摸清家底,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
我国分别从1956年、1981年、2007年开始开展过3次全国文物普查。2023年12月14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示,通过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
湖北省“四普”工作专班成员欧杰介绍,完成外业调查进行内业整理时,普查员将通过RTK对文物进行坐标测量,再通过平板输入到“四普”表格,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为摸清文物家底、后续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文氏宗祠就是通过普查,对文物实施精准保护的典型案例。
文氏宗祠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柱山乡戈厂村,先后被用作祠堂、学校、敬老院等,2011年公布为万州区文物保护单位。万州区普查队队长李力曾参加过“三普”,当时文氏宗祠就是李力负责测量的。
那时建筑整体较为破败,当地百姓告诉李力,这里是文氏宗祠,但从建筑本体上看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将它作‘三普’点记录了下来。”后来,万州区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历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区级文保专项资金对文氏宗祠实施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同时,柱山乡人民政府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为主题进行陈列布展,弘扬优秀家风家训。“这或许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如果‘三普’没有把文氏宗祠定为文物点,这个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李力介绍,“三普”只对文氏宗祠做了点位的介绍和记录,“四普”将对建筑本体进行更精细、更全面的调查,为以后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孵化,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基础资料。
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16处,土家文化、红色文化、古镇文化等资源富集。截至10月下旬,酉阳县实地调查复查率为77%,新发现文物点45处。
重庆市四普办驻酉阳县定点指导专家徐进认为,经过“四普”,土司文化遗址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酉阳县土司文化内涵进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结合 ‘四普’工作,我们针对钟灵山墓地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钟灵山墓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墓地之一,进一步厘清了酉阳冉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这为研究土司丧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资料。”
国家文物局派驻挂职干部,酉阳县委常委、副县长、县四普领导小组组长孙波表示,文物普查要立足地方资源特色,做好“三普”文物复查、新发现文物线索调查,做到“应查尽查、应保尽保”,用文物实证酉阳红色文化、土司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厘清酉阳县历史文化脉络,讲好酉阳故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原文发布时间:2014-12-13
20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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