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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12.9总第116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如今从北京乘火车沿京广铁路前往正定，只需三到四个小时。同样的线路，一百年前则要耗费十个小时。然而即便如此，寻访而至的脚步依然屡屡不绝，未曾减少过一丝一毫的热情。

　　比如1933年的4月，就有一支特别的“旅行团”。他们从京西郊外的海淀而来，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洋人，看上去便不同寻常。抵达正定时天色已暗，就近投宿于车站旁的清华栈，一行人在旅店门口合了张影，礼帽长衫、西装大衣，疲惫却不改斯文。

　　“旅行团”总共15个人，皆为燕京大学学者，领衔的是历史系教授顾颉刚。这是他第三次来正定了，上一次也是与燕大的同仁一起，穿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的多个地方，行程紧张，只在这里停留了一天。所以这番故地重游，他计划认认真真地观览一回。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他们寻访了城内的八大寺、文庙，见到了传说中三国名将赵云饮马的石槽，还在二十四里长的城墙上环步了一圈，对古迹古物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有人负责建筑，有人负责佛像，有人负责壁画，有人专事测量，有人执管拓碑，顾颉刚自己则着手整理“京外名刹之首”隆兴寺的寺史、摘抄县志中的材料。同行中有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全程用镜头记录下了200余张照片。

　　而就在顾颉刚等人离开的几天之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与莫宗江也到了这里。一年前，在完成解读古代建筑设计与施工规范的《清式营造则例》后，梁思成意识到更深入的研究必须转向实物测绘，继而首先在京郊及蓟县、宝坻做了考察。此行是他新一程的古建调查之旅。

　　在正定，他们借住于隆兴寺的东侧院，正好出发前梁思成随身带了一张故宫摹乾隆年间重修隆兴寺图，晚间与方丈纯三闲谈时便展卷共阅。方丈也和他们说起了，几日前顾颉刚等人的来游。

　　返京后，梁思成与夫人林徽因和顾颉刚一行共进了晚餐，席间翻看了后者在正定拍摄的照片，更觉自己的调研疏漏甚多。于是11月，二人与莫宗江再赴正定，“留定旬日，得详细检正旧时图稿，并从新测绘当日所割爱而未细量的诸建筑物”，终于“成图盈箧”，满载而归。

　　无论是顾颉刚还是梁思成，之所以数次到访正定，念念不忘，皆因那里实在是一座充满惊喜的文化古城，仿若一块巨大的琥珀，凝结着华北大地千余年的珍美与沧桑。正如梁思成初到之时所发出的由衷感慨：“我因在进城后几分钟内所得到的印象，才恍然大悟正定城之大出乎意料。但是当时我却不知在我眼前这一大片连接栉比的屋舍之中，还蕴藏着许多宝贝。”

　　承传千年的脉络

　　中国的书法史上，有两幅字名传千古：一个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一个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前者潇洒飘逸、闲适优雅，哪怕不懂门道的人看了也觉得心旷神怡，后者相较之下则杂乱得多，渴笔枯墨、时有涂抹。

　　作为盛唐知名的书家，颜真卿留下的墨宝很多，但唯独这幅《祭侄文稿》落笔时没有被当成一次艺术创作。对他来说，这完完全全是一篇悲愤交加、肝肠寸断的伤恸之辞。在那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中，他不仅目睹了山河破碎，也痛失了从兄颜杲卿一门30余位亲人：“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字字泣血，笔笔浸泪，在颜真卿的笔下，从兄父子是大唐的忠勇、常山的英雄。

　　常山，即后来的正定。秦始皇统一天下时，曾设恒山郡，西汉为避汉文帝名讳改称常山郡，域内管辖真定县，再之后区划屡有调整，变化却不算太大，至北魏一朝，真定已成常山郡治。不过在北魏之前，真定尚在滹沱河以南，道武帝时才北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自此成为河朔重镇，直至清朝避雍正讳易名正定。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从范阳起兵南下攻至正定。太守颜杲卿高举义旗，带动20多个郡县围剿叛军，然而终究难敌十万大军，败于史思明所部。安禄山的养子张忠志出任恒州刺史，入主正定。

　　大唐的命运在叛乱中由盛而衰，正定的命运却意外地迎来了机遇。正定陷落仅仅五年，史思明死于其子之手，张忠志遂携五州之地归附唐廷，由此在乱事平定之后被赐姓名，获赐“李宝臣”之名、受封成德节度使，摇身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今天的正定古城里，还保留着一块为李宝臣而建的风动碑。碑文所刻颂赞之词虽有阿谀的嫌疑，但李宝臣对于正定而言倒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任上重建了城墙，由之前的十五里增至二十里，“坚固崇高，屹然雄视诸镇”，奠定了正定城的基本格局。而在他之后，正定城还修砌了子城和牙城，三城共存，大城包小城。

　　当1933年梁思成穿行于正定城中时，曾被一座高大的建筑吸引过目光。在他的描述中，那建筑“七间大殿立在大砖台上，予人的印象，与天安门端门极相类似。在大街上横跨着拦住去路，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这，便是阳和楼——改建自成德军时期的子城南门，算是三城中独存的痕迹。

　　2010年，20世纪60年代拆除的阳和楼经过复建，重新矗立在了燕赵南大街上。而之后几年，子城的另一端也终于露开了埋没已久的“残影”。

　　“2013年，正定启动古城风貌恢复工作。国保单位开元寺的周边原来都是居民区，经过拆迁准备改造成一个绿化广场。因为涉及破土施工，所以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进行考古勘探，结果一探下边有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其中包括一道条状夯土遗迹，当时就怀疑可能是城墙。”据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工作的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伟介绍，他们随即便对遗址进行了局部的清理和更为细致的勘探：“2016年，我们提交了发掘申请，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后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持续六年的发掘中，子城的北门得以最终显现。发掘结果表明北门可以分为两期：一期修筑于晚唐，挖有基槽，基槽底部用碎石铺垫；二期系五代时的扩建，在原有城台外侧挖掘基槽，基槽底部的几层夯土之间还垫有残砖和煤渣，城门主体夯筑完成后，还对其进行了包砖。而在包砖部位，除五代的修筑外，也发现了后世整修痕迹，表明城台仍有沿用，结合城台周边元明时期地层和灰坑中的大型石柱，推测在城墙系统失去防御功能后的一段时期内，此处尚有大型建筑。

　　北门的确认使得子城的范围逐渐明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士翟鹏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元寺南遗址内清理的墙体是子城北墙，西墙在城隍庙东侧育才街一线，前些年管线改造发现过城墙遗存，阳和楼一线则是南墙所在，至此燕赵大街以西的子城范围基本确定。而燕赵大街穿过两个城门，因此应该是城市的轴线——那么子城在燕赵大街东侧的布局，应该与西侧区域差不多。”

　　不仅仅是子城，作为河北省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项目，开元寺南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存，揭露了从唐到清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证实了正定承传千年的脉络，自唐以来的民居街巷遗存以及诸多遗物，还揭示着持续千年的兴盛与繁华。

　　而与此同时，一座古老的寺院也慢慢拼凑出了更趋完整的面容。

　　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

　　正定现存最老的建筑，当数开元寺内的钟楼。作为“半个”唐代木构(上层在清代改建过，1990年修复为唐制)，它见证着这座寺庙的辉煌与没落，也守护着这座古城的平安与绵延。

　　始建于北朝的开元寺，曾是正定香火兴旺之处。据万历二十八年《重修真定开元寺记》碑记，“寺前门楼，后为毗卢阁，两侧左伽兰殿，右给孤堂，后左开元寺钟楼、右砖塔。最后为法船正殿”。后又增建了天王殿、韦驮殿。只是这样的胜景，自清代晚期就看不到了，如今则只剩下钟楼、砖塔、天王殿及残石拼接的三门楼柱枋。

　　“开元寺现存的面积，远远不符合它在唐代的等级，并且现在的规模和三门楼、钟楼、砖塔这些建筑的体量相比也不相符。”翟鹏飞说。

　　但随着南侧遗址的发掘，开元寺消失的种种开始浮现出痕迹来。据翟鹏飞博士介绍，目前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开元寺遗存有三处：一个是一处唐代池沼的遗迹，位于南门的对面，池沼的轴线与寺院轴线大体重合，底部存在较多碳化植物堆积和细沙，推测应是彼时的一个景观性设施；另一个是两座北宋瓦窑遗迹，窑内还残存着体量较大的板瓦残件，可能与彼时寺内大型建筑的修建有关；第三个是金代南门遗迹，残存门前漫道部分，位于寺院的轴线之上，在南门前方还发现了当时寺前的东西向道路。

　　“无论是唐代的池沼、宋代的瓦窑，还是金代的南门，都位于开元寺现址边缘的外侧，这就说明从唐到宋金，整个开元寺的范围要比现在大。而一些重要遗存与现今轴线依旧重合，则表明开元寺轴线未发生大的变化。”翟鹏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寺庙遗存的发现，为复原开元寺历史上的建筑布局提供了新的线索。

　　开元寺最初动工兴建的同一年，另一座寺院也在正定拔地而起。因其临滹沱河北岸，故而得名“临济”，一直沿用至今。

　　唐大中八年，临济寺迎来了得道高僧义玄禅师。他接任主持后提出“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的宗旨接引徒众，以“四喝八棒”的独特方法启悟，门风峭峻，归者如云，遂成一宗。唐咸通元年，临济寺迁到了正定城内，一直到现在都被视为该宗的祖庭之地。

　　禅宗相传为菩提达摩始创，经六祖慧能大力弘扬，到唐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义玄所创立的临济宗是影响最大的，自北宋以后基本上成为禅宗主流，并衍生出黄龙、杨岐两派，黄庭坚、苏轼等士大夫都列于其门下。南宋时，日本僧人明庵荣西两度到中国学习佛法，将黄龙派带回，而后兰溪道隆又传去杨岐派，临济宗就此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

　　唐咸通八年四月十日，义玄摄衣踞坐，在与弟子问答后寂然而逝。遗骸火化后，弟子将舍利分建二塔藏之，其中一塔就在临济寺内，懿宗皇帝赐名“澄灵塔”。宋金相抗时，该塔损于战火，后经金世宗下旨修复，继续耸立千年，广播禅风。1980年之后，日本临济、黄檗两宗联合组成的中日友好临黄协会多次派遣代表到访正定，朝拜他们心中的这幢祖塔。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蔚为兴盛，《旧唐书》中记载彼时的寺庙共有五千多座，《新唐书》更是记为三万余座。遍地佛光之中，正定的身姿尤其灼目，素来有“一座正定城，半部佛教史”的美誉，就连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代到访此地时也称“居民是偶像教徒”。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所长杜平认为，这与正定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地位、经济文化水平以及交通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有一幅约46平方米的壁画，作于五代时期，描摹了五台山一带龛庙林立、僧侣若云的图景。画面右下角有一座城门楼，旁边的文字标注为“河北道镇州”，亦即正定。而在连接五台山与正定之间，还绘有“新罗送供使”和“湖南送供使团”的马队，来往于山野间曲折的小路。

　　“正定是到五台山进香线路上的一个起点，所以这里的宗教氛围自然相当浓厚，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圣地。”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隆兴寺：京外名刹之首

　　佛教给正定留下的不只是文化层面上的深厚底蕴，也包括大量实实在在的建筑和文物。名气最盛的，莫过于隆兴寺。

　　如今走进隆兴寺依然会不禁感到震撼，其独特的风格和恢宏的气势确乃造物之精品。然而这远不是它最完美的样子。始建于隋初的隆兴寺，在宋太祖的旨意下完成过一次大兴土木的扩建，金、元、明及清康乾时期又屡次奉敕增修，形成了东为僧徒起居房舍、中为佛事活动场所、西为帝王行宫的三路并举格局。但晚清咸丰年间便冷落颓败了下来，西路行宫被天主教堂侵占，中、东两路殿阁倾圮、僧堂损漏。再到梁思成来到这里时，“后加的各部除现在的方丈外，差不多已全部毁坏，行宫也已变成天主教堂。唯有寺正中原来古构，尚得勉强保存”。

　　虽然如此，只剩82500平方米的隆兴寺仍旧是国内保存规模较大且完整的寺院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保留早期特征相对较多的一个，大体上维持了宋代的形制与布局。

　　现存的隆兴寺沿南北纵深轴线布置，自三路单孔石桥向北依次为天王殿、大觉六师殿、摩尼殿、牌楼门、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大悲阁、御书楼、集庆阁、弥陀殿，主次分明，高低错落。

　　南端的天王殿即山门，为单檐歇山顶建筑。原本这是寺内宋代建筑中最早的一座，只可惜乾隆四十五年的修葺中添加了明清式的券窗、券门，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尤其是檐下斗拱，一些构件做过更换后，与原件呈现出明显的大小差异，用梁思成的话说：“纤弱的清式平身科夹在雄大的宋式柱头铺作之间，滑稽得令人发噱。”

　　穿过山门的大觉六师殿是原寺最大的建筑。寺志记载，大殿的佛坛上供有七尊佛像，即释迦牟尼佛及其之前的六位祖师，因而此殿又俗称“七佛殿”。民国初年大殿因年久失修而坍塌，仅存台基佛像的底座和残留砖墙。

　　北宋皇祐四年修建的摩尼殿是《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所谓“最大、最完整、最重要”的寺内古构遗存。其创新性的结构设计，也是所有宋代木构遗存中的唯一：从内部仰望，承托重檐歇山顶的铺作与梁架层层环抱；从外部远眺，殿身与四面的抱厦融为一体；从高空俯瞰，整个平面则呈规整的十字造型。精妙之处正如梁思成那番激动不已的描述：“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除了建筑本体，殿内供奉的宋塑一佛二弟子像，以及明代所绘壁画也颇为可观。而在佛像背壁的北面还有一面惊艳绝伦的五彩悬塑，重峦叠嶂，祥云缭绕，天神、罗汉形象各异，青狮、白象、飞龙、瑞鸟栩栩如生。尤以正中的“倒座观音”最为引人注目，优雅端庄，秀丽恬静，眉目之间的一抹微笑尽是慈悲。

　　这尊观音像上还有着一个扑朔的谜题。1923年，鲁迅曾在日本购得此像照片，喜爱有加，一直陈放于书桌上，现在到北京阜城门内的鲁迅故居参观，仍能看到。但如果仔细端详，会发现鲁迅收藏的照片与摩尼殿内的塑像似乎略有差异。正定县文保所副所长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观音像原塑于北宋，明嘉靖年间有过修补，此外便再无其他记载，现代的保护过程中也从未施予任何加工：“所以这个问题一直解释不了。”

　　从摩尼殿继续向北，行过牌楼门，便是北方三大坛场之一的戒坛。门前龙凤双槐左右怀抱，坛内供奉明代宫廷风格的双面铜佛像，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与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相背而坐、背身相连。

　　过戒坛，左右两侧可见慈氏阁与转轮藏殿，皆为二层楼阁式的宋代建筑。慈氏阁中供奉弥勒造像；转轮藏殿则陈放着甚为罕见的八角形转轮藏经架，通高10.8米，直径7米，藏座置于圆形地坑中，底部设石臼与铁球起到类似轴承的作用。

　　再往北便是隆兴寺从前的主体建筑大悲阁了，又名佛香阁。当年梁思成见到的时候“已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20世纪40年代更是直接大改格局并拆除了两侧配殿御书楼和集庆阁。1999年，三殿按原貌重建，属于百分百的仿古作品。据杜平介绍，大悲阁原件虽然留下了几个铺作，但并未用到重建的建筑中。

　　大悲阁内所供的千手千眼观音倒是货真价实的文物，当初赵匡胤首先敕令的就是铸造这尊铜像，而后才围绕它有了其余规划。如今铜像的身体部分和当胸合十的两只手臂是宋代原物，其余两侧40只手臂为民国时期重装的木质件，但高达21.3米的体量仍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在铜像脚下，还有宋代的青石须弥座，通体采用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的技法刻饰了力士、伎乐、飞天、共命鸟、妙音鸟等，流畅细腻，生动形象。

　　大悲阁北面是隆兴寺留存的最后一座建筑弥陀殿，红墙青瓦，贴金彩画，乃明代正德年间增建的产物。当然，路并没有就此断头，弥陀殿的后面依然存有宝藏，只不过那是属于另一座寺庙的遗产了。

　　九楼四塔八大寺

　　正定的历史上，最为繁华的时期坐拥100多座寺院，其中的脱颖者有“八大寺”。

　　城内西北一隅的洪济寺与舍利寺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为一寺，因金牛禅师葬舍利塔而闻名。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还曾指派开国功臣周德兴前来取舍利，成祖朱棣也责成过太监监督翻修。晚清民国时，两寺毁败，仅有《真定路十方万岁禅寺庄产碑》等日后被寻回，保存于隆兴寺中。

　　得益于万历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属意，崇因寺在明清也一度香火鼎盛，民国以后逐渐衰落，后又被鞋厂、学校等单位占用。1959年，主殿毗卢殿及铜铸四面毗卢佛像迁建至隆兴寺内，此外仅剩藏经楼一座、石狮一对、铜钟一口、碑刻三通。

　　昔日的八大寺如今唯余五寺，除了开元寺、临济寺、隆兴寺，还有广惠寺、天宁寺。后两者大部分建筑也都已经不在，只有寺塔仍旧风华不倒，与开元寺、临济寺内的另外两座古塔一起，以风格各异的身姿，共同装点着正定城的容颜。

　　开元寺的须弥塔是一座砖石结构九级密檐式方塔，与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颇为相似，底部为石砌方座，塔身中空，第一层辟拱形石券门，其余各层开方门，四角悬挂风铎，顶部安葫芦形的塔刹。

　　天宁寺凌霄塔为砖木结构九层楼阁式塔，平面呈八角形，每层设拱形洞门或直棂窗，塔身第四层中心部位竖有一根直达塔顶的木质通天柱，第五层开始各层高度逐级收缩，顶部装枣核状相轮。

　　广惠寺的华塔造型奇特，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有类型，被梁思成誉为“海内孤例”。塔身总共四层，由主塔和附属小塔构成，全部用砖雕砌为仿木构楼阁式，第三层以上饰有龙、虎、豹、狮、象及佛像等壁塑。

　　临济寺澄灵塔是四塔中最小的一个，但设计精巧、结构富于变化。底部设宽阔的八边形台基，台基之上设须弥座，束腰部分雕饰着富丽的奇花异鸟，其上为仿木构砖雕斗拱、平座、栏杆，再上为砖制三层仰莲，用以承托塔身。塔身是八角九层的密格式实心砖塔，一层甚高，正面有对开式拱形假门，侧面饰花棂假窗，二至八层高度甚低，呈重檐密布之感。塔刹由砖雕的蕉叶、莲瓣、覆钵与铁铸的相轮、仰月、宝珠组合而成，倍显庄重。

　　这四座塔虽然如今的年纪各不相同，但概因重建重修的时间不一，始建的时代则都在唐朝。其实隆兴寺最初的时候也有塔，只是毁塌后未再恢复。实际上，这恰恰体现着中国寺院建筑文化中关于布局的一个关键转变。

　　早期的寺院一般是以塔为中心的，其他殿阁围绕在其前后左右，天宁寺、广惠寺、临济寺都是这样一种分布。到了唐代后期，开始向以殿阁为中心过渡，开元寺的须弥塔位于中轴西侧，与东侧的钟楼相对称，明显就是让出了中心位置的结果，中轴之上的法船殿才是寺院的主体。宋代之后，塔甚至已经移到了寺院之外，另建塔院，寺院主体固定为殿阁，大小建筑沿中轴分配，并分为若干个四合院，隆兴寺的布局即为此。

　　对正定而言，“四塔八大寺”一直都是引以自豪的文化名片，并且这五个字之前还要带上一个“九楼”才算完整。而这“九楼”，便是“镇府巨观”阳和楼，以及明代城墙上的四个城门楼、四个角楼。

　　正定县文保所副所长杜平是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在她的记忆里，正定的城墙在一段时间里残破得令人心痛：“杂草遍布，夯土裸露，墙体的包砖被居民拆去建房子、盖厕所、垒猪圈，南城门一带道路狭窄、摊贩聚集，也没有下水设施，污水遍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破坏性的行为被禁止，城建局也派出专人看管，但伤口的疤痕还在——12000米的城墙只有8431米勉强算是幸存。

　　2013年，正定城墙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正定县委、县政府也启动了古城保护风貌恢复提升规划工作。值此契机，正定着手进行城墙保护，于2014年起分段进行保护和修缮。作为该项工程的负责人，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郭建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前后提交了十个方案，涉及的城墙长度约有6200米。

　　工作的第一个节点就是南门系统的恢复。根据记载，正定城墙有主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但南门的瓮城已有部分地表看不到了，月城更是完全消失，压在一条主干道下。郭建永说：“我们利用南门西侧的一个豁口，重新组织交通，然后经过考古清理，挖掘出了瓮城城墙、瓮城城台、月城城台、瓮城墙城台四处基址，等于恢复了南门系统的完整性。”

　　郭建永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意外的发现也丰富了对正定城墙的认知。他们发现普遍使用42公分大砖的正定城墙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宋元时期的小砖，猜测可能是由于修建时分段包工，各个县的财政能力参差不齐所导致，对这些部分，他们在恢复时都做了保留。而在瓮城城台清理时，一些明代之前的遗迹显露出来，于是他们在后续的施工中，将城台内部掏空，做成了可供游客参观的展示空间。

　　南门系统做了整体恢复处理，状态更差的另外三个城门则只采取了整修与加固的方式。西门的瓮城城门及相接墙体保存尚可，月城仅剩不足30米，北门则就留下一个月城城门，这两处分别建设了城墙遗址公园和群众休闲健身广场。东门一度作为军事用地，20世纪60年代还修建过国防工事，经过清理，城门遗址相对比较完整，因此决定在遗址之上加盖钢构外挂的保护罩，远看与南门系统格局一致。

　　本着原真性、完整性的原则，城门的修缮现已竣工，但城墙保护的整体工作仍在继续。据郭建永介绍，近期他们便准备将西城墙北段到西北角的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北京建筑大学也做了北墙及东墙北段的方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到2027年可以全部完成，届时一个更加完整的正定城墙格局将重现在世人眼前。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动正定城墙与西安城墙、南京城墙等进行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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